文化的浩劫：西夏“黑水城文献”是如何流落到海外的？

黑水城始建于西夏时期，位于河西走廊的北端，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达赖库布镇东南约25公里处的荒漠中，历史上这里曾是一片宜农宜牧的绿洲。当时西夏王朝在这里筑城设防，设置了“黑水镇燕军司”，发展到元朝时，忽必烈进行了扩建，在此设置“亦集乃路总管府”。这是一座用党项人语言命名的城市，西夏语称黑水为“额济纳”，黑水城就是额济纳城，蒙古语则称为“哈拉浩特”。

元朝灭亡以后，昔日的绿洲被沙漠吞噬变成荒漠，黑水城也就成为了一座废城。黑水城在夏元时期繁荣稳定发展了350余年，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因黑水城极度干旱的内陆性沙漠气候，使得埋藏在地下荒漠中的文献得以保存下来，这就是扬名海内外的“黑水城文献”，直到20世纪才被发现。

1908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科兹洛夫受沙皇指派来到中国，此时的中国正处清朝末期，政治十分腐败。科兹洛夫率队来到西夏黑水城遗址，买通当地的清政府官员，获得了在中国的文物发掘权。在黑水城遗址，他们挖掘出大批西夏文献，运回了当时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此时俄国的专家们还无法认识这批文献中的西夏文字，但推测这种文献应该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所以指令考察队回黑水城继续挖掘。

1909年，科兹洛夫率队再次进入黑水城遗址，对黑水城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挖掘。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城外的一座佛塔，打开以后，里面藏着大量的藏书、经卷、画像等古书。两次挖掘，科兹洛夫获得8000多号文献，近千件艺术品，取得了举世闻名的重大发现。这些文献资料现存放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文物艺术品则存放在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科兹洛夫虽然在黑水城文献的挖掘上取得巨大成功，可是两次挖掘，他都没有事先计划，没有详细地记录当时的文物及其出土地点，致使文物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后人无从追溯。

1914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来到黑水城进行考古活动。他从黑水城里的寺庙和废弃的佛塔里发现了大量的西夏写本，其中包括西夏文写本1100件，西夏文印本300件，汉文写本59件、印本19件，吐蕃文写本13件。此次挖掘成果颇丰，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和印度事务部，数量达4000号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斯坦因的发掘与科兹洛夫不同，他在挖掘的过程中，还是比较严格地遵守了考古挖掘的程序，在挖掘过程中做了详细的记录，以至于后人可以追溯他的挖掘过程。也可以说斯坦因的发现是对当初科兹洛夫的挖掘成果的一种补充。

1924年，美国华尔纳到黑水城进行发掘，撰写出《遥远的中国之路》（TheLongRoadinChina）。

1927年，由瑞典人斯文赫定和中国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两人共同担任团长，考察了以黑水城为中心的额济纳河下游地区。在这一次的考察活动中，中方的考察人员黄文弼发现了许多残片，现在也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第一次参与考察黑水城遗址。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对黑水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察。1962年和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先后两次派人员对黑水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于1963年秋挖掘到少量文书，现收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1978年，甘肃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到黑水城遗址进行了考察，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黑水城内获得少量文书，两次发掘到的文书一同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1983年和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阿拉善盟的文物工作站组成考古队，先后两次对黑水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挖掘，出土近3000件文书，其中汉文文书达2200余件，还有西夏文、畏兀儿体蒙古文、巴斯八字、藏文、古阿拉伯文等其他民族文字的文书，现分藏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馆和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对黑水城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